我們可以發現，這一篇文章中，其實是看似探討利率，實際上，則需要相當的引入各國狀況，以及引發這場討論的主要論點：凱因斯理論。
話說，凱因斯是何許人也？
有些書本是撰文以恭維這位二十世紀的天才經濟學家，他最重要的主張，莫過於展現在20-30年代時，在美國所爆發的經濟大蕭條時的經濟理論，即「越是保守投資，越是吝嗇消費，那經濟衰退率與失業率反而會越高」這個主要論點，所以他額外又認為當一個大環境陷入了群龍無首，不知如何反應的時候，身為一個大有為政府應該盡量主導市場消費率，而降低利率，使民眾不願意把錢儲存藏銀行中，進而投入經濟市場，就是一個很有效的手段。
這份論點充分的實現強悍的一面，果然美國經濟市場從此之後順著這套模型，逐步走出困局，我們可以說這是成功，也可以說「經濟成長，首功當非凱因斯」，但不管如何，凱因斯學派也從此之後，被歐美無數國家金融當局奉為無上圭臬，這一點與古典經濟理論所倡導的放任主義，顯然頗有差距，但歷史上已經有了顯著的案例，所以後期的經濟學，大致上會在某部分中，順著凱因斯學派的觀念走，如調控利率的金融兼管單位成立等等（如美國的聯準會、各國的中央銀行等），就有凱因斯學派的影子在。
現在，我們反過頭來看利率這個名詞，實際上，利率包含了所謂的名目利率與實質利率，在這同時，還有一個雙胞胎利率模型，稱為「市場利率」，但那主要形成於金融市場上，本文所討論的乃是名目利率之延伸狀況，依照著最宏觀的解釋，利率乃是在借款期間，獲得或支付利息的數額計算的利息，在這種宏觀經濟學觀點上，利率將是決定投資的重要指標。假如利率上升，銀行存款會增加，投資便會減少，造成國民收入的減少，而大部分教科書在談論這一章節的時候，習慣引用費沙公式，也就是實質利率是「 ir = in — p」（ in = 名義利率， ir = 真實利率，p = 該段期間的實質通貨膨脹率）。
假設一個家庭把1000元存進銀行1年，並獲得100元的利息。在年底其結餘是1100元，而名目利率則是每年10%。
至於實質利率，則是計算了所獲得利息的購買力，是把名目利率以通脹率作調節。以上例而言，如果該年的通脹率是10%，在年底戶口裡的1100元，只能與1年前的1000元購買相同數量的貨品，因此其真實利率將會是0%。
從這公式中所解釋出的利率問題，我們將可以比較清楚凱因斯的主要看法，在不景氣的時期，在物價飛漲的年代中，如果中央銀行貨幣供應不足（或擴大解釋為市場內通貨不足），造成了企業債務沉積，將會進而造成全社會的通貨緊縮與經濟危機，而且投資將今此減少，接著市場消費力持續不夠，也連帶牽連該國的經濟成長率，如果繼續調高利率，讓通貨更加緊縮，那麼就會形成一個無限的惡性循環。
當年凱因斯學派主張的作法就是在不景氣的年代中，需要下「大幅提高貨幣供給額年增率，以大量供應資金給工商業，並應當儘量予以低利貸款」，和「故意製造一場強烈的通貨膨脹，使物價大幅度上漲，減輕債務」這兩帖猛藥才可以挽救危機。
從這個論點開始，就切入了這篇文章所要描述的年代以及重點，我們姑且不論這篇2006年所寫的美國調升基本利率，造成美元相對緊縮而連帶提高美元幣值，美國因此在市場利率中更具有相對優勢的作法，反而使得美國在2009年初的現在，因為當年各國人士持有美元過巨，從而受雷曼兄弟牽連更廣的窘境，但我們不得不討論，凱因斯理論只有在一個地方吃過鱉，那就是亞洲地區，也就是文中所提的「王蔣論戰」的起源點之一。
我們不得不先談起，實際上一九九○年代的日本經濟即是這個理論的有力反駁證據，自從日本的經濟在九二年泡沫化以來，日本政府即實施了一連串的刺激景氣方案，企圖促使經濟恢復活力。迄今日本政府共動用了超過一百兆日圓來振興經濟，卻沒有明顯成效，現在正面臨五十年來最嚴重的景氣衰退：失業率上升、銀行壞帳暴增。
雖然日本政府再次調低重貼現率接近零的水準，但企業投資意願仍不高；而金融機構在不良債權居高不下的情形，放款更為審慎。日本雖採寬鬆貨幣政策，企圖刺激有效需求，但因貨幣需求不振，再寬鬆的貨幣政策，也欲振乏力。
何故也，多數學者認為，這與民族性是有關連的，亞洲投資者，或是亞洲的投資意願，實際上極為保守，我們白話一點說，會發現大部分投資者，是在有「後援」的狀況下，才願意放手投資，真正傾家蕩產投入金融市場上，用財務槓桿一口氣挽回頹勢的霸者，非常少見。
而何謂「後援」，筆者想，銀行的存款數字就是一個很有利的「後援」，大陸的銀行存款也是這種現象，我們可以看見大陸金融市場擠兌現象非常嚴重，照道理而言，民眾再蠢都不能信賴這種不穩定的「寄放地點」，然而大陸民眾儲蓄率卻高達近87%，利率再低，願意存的還是願意存，這在歐美國家的觀點中，非常不可思議，我們甚至可以在許多好萊塢電影中都看的到相關的環境，常常主角一失業，就什麼都沒了。
也就因此，這種利率的調控與否，甚至是調控後的效果，都是很難以絕對界定的，事實上，凱因斯本人也承認他的經濟模型中，存在一個「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因為根據經濟學理論，利率與投資之間存在著一種反向關係，當利率越低，投資數額就越高。不過凱因斯個人同樣也在一九二九年至三三年美國經濟大恐慌時發現，在某種時候，某種市場上，在利率非常低時，無論利率如何降低，也不再會影響投資，凱因斯表示此時貨幣政策已經無效，而這現象就是落入流動性陷阱之中，如上例的日本，就是此陷阱的受害者。
利率調控如果一個不小心，弄巧成拙，還反而成為民眾的負擔，與投資熱錢的集中點，前者就是本文所要談論的，而後者指出，在經濟疲弱的時候，如果繼續維持幣值走貶（即過度引用凱因斯理論，實施通貨膨脹手法），那最終將在強勢貨幣大量買入賣出攻擊中，進而維持不住本國貨幣與強勢貨幣之間的固定利率，迫使市場利率自由化，而國際炒手便可於此時大量賣空，轉手出手時一夕致富，國家則於熱錢退出時蒙受巨大的損失，這種情形的最大案例，莫過於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風暴，其苦主正是泰國，兇手則是大名鼎鼎的國際炒手索羅斯。
回到正題，本文中所引用「王蔣大戰」中的五鬼搬運法，雖然是將近三十年前時，由蔣碩傑教授與王作榮教授針對市場利率自由化與政府配合操作化的論戰，但時代相同，依舊擁有討論的空間，而儘管蔣碩傑教授的論點不全然是新古典經濟理論的奧地利學派，但我們或多或少，可以將他視為奧地利經濟學派與凱因斯學派的爭論。
從凱因斯的流動陷阱講起，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曾舉了一個例子，他說，如果把馬拉到河邊，但馬不喝水，光是拉馬到河邊也沒用。那這個例子來比喻利率，表示即使利率再降低，但如果產業投資環境並不佳，再低的利率也無法吸引他們借款，奧地利學派針對這一個弱點持續做擴大化論戰，又再度指出忽視時間因素，不僅過度膨脹貨幣作為價值儲存的影響，也將扭曲貨幣供給和信用創造對經濟變數的效果。
簡單地說，將經濟波動的主因歸咎於不良準備制度下的利率操作，因為這些操作出來的信用，將讓企業家錯誤地低估投資資金的機會成本。隨著錯誤性投資的不斷累積，這些成本終將呈現出來，並迫使政府不得不停止信用的繼續創造。信用擴充帶來初期的繁 榮；但隨後的信用緊縮則帶來蕭條。奧地利學派並指出，貨幣（及信用）並非由直升機將錢從天上撒下，而 是必須經過銀行體系流通至各經濟單位。
於是，能夠搶先取得新貨幣者，亦即在物價未上漲之前取得銀行貸款者，不僅將搶到物價上漲後實質貸款金額下降的利得， 也將因此獲得先於繁榮期進行投資的機會而獲得高利潤。獲取利潤之後，這些資金將回流到銀行體系，然後再貸放給後一批跟隨的生產者或消費性貸款者。這批繁榮 後期的貸款者，除了必須支付較高的利息和面對較高的消費物價外，更糟糕地，還將承擔即將到來之蕭條期的實質貸款的增加。換言之，政府在創造信用過程中，讓 有能力分配到新貨幣者攫取信用擴充的初期利益，然後讓一批不知不覺者與後知後覺者承擔信用緊縮期的損失。奧地利學派極力反對政府以創造繁榮的名義介入信用創造（利率操作）過程，因為它不僅遲早會招致蕭條，更借用價格波動製造出有利於權勢階層掠奪財富的重分配效果。
這份論點正是蔣碩傑教授不贊成政府過度介入操作利率的主要論點之一（也是本文的新五鬼搬運法，新五鬼搬運法中額外增加了卡債、信用卡的問題），而蔣碩傑教授更指出前述的兩帖猛藥，不啻為「五鬼搬運法」與「金蟬脫殼法」。
諷刺的是，當初與蔣碩傑教授所對立的王作榮教授，竟於於2009年時提出與當時蔣碩傑教授即為類似的看法，王作榮教授並批評消費卷的發放這種凱因斯理論的實踐（發錢給民眾消費，促進消費然後同時促進經濟成長），對於亞洲、台灣人民的消費習慣是毫無意義的--亦即主張至少在台灣消費狀況下，是需要自由放任，而不能依據國外理論模型來操作的--，他指出這種方式反而會造成「消費替代」的結局，這份觀點引用了喝咖啡的模式來進行討論：
「人們平常每天喝一杯咖啡，不會因為有了消費券就改喝兩杯咖啡。人們固定的消費習慣很難改變，不可能因為發了消費券就改變習慣，當然更不可能因此而改變了投資習慣」。
本文在這裡重現了這個問題，並因此呼籲政府應該重視利率調低所將帶來的困境，本文更提出了五點財務分配不均的論點，來指出這是變向形成對民眾造成負擔的現象，然而，不能調低利率，難道就需要調高利率嗎？從這裡開始，本文連帶也將使學生進行一種有趣而且極為嚴肅的討論。
除了筆者於開頭所陳述的利率調高之問題，台灣新聞週刊亦曾經引述這份同樣的論點，並提出了「通貨緊縮是個比膨脹更可怕的敵人，緊縮會造成消費信心的瓦解。通貨緊縮與經濟衰退如影隨形，而且通貨緊縮會進一步加劇經濟衰退。雖然通貨緊縮使實質購買力增加（同樣的錢可以買更多東西），但消費者卻更願意儲蓄，不願意消費和投資，導致總體需求減少，然而，物價的持續下跌的結果，變相使企業生產、投資成本提高，迫使企業減少投資支出，縮減產量；市場需求的嚴重不足，又使企業不得不降價銷售，利潤水準下 降，使企業更不願意增加僱傭勞動力或提高工資水準，其結果會進一步引起企業員工和消費者對未來預期不佳，對於消費和投資進一步地減少。如此，形成一種日益嚴重的惡性循環」。
是的，不管調高，或是調低，都將見證台灣政府執行決策以及擁有洞見與否的能力，這不僅需要主政者的智慧，更需要有時間的印證，誠如筆者在前述的2006年與2009年的美國一樣，不到那個時間點，很多事情將不能顯示出他真正的作用，此時，最壞的結局將莫過於「當作用還沒出現時國民便先受其害」，這是一個兩面不討好的局面，也是本文呼籲的真正重點。
當我們回頭看看古典經濟理論的時候，其實我們也等於再度檢視蔣碩傑先生的學說，而這也同樣是檢視中國、亞洲自古以來的基礎看法，那就是盡可能的自由放任，而這種看法，是隱晦的，然而，卻又是人所共知的。
亞當史密斯的古典經濟理論，雖然到底只能提出了「反對政府干預、讓市場機能充分發揮」並回歸到「市場乃由一支看不見的手所寫」這個看似簡單又帶點神祕空玄的結論，但比起先輕後重的凡事操控，中國很早之前就提出了「重視長期效果」的自由貿易理論，並認為與其用「飲鴆止渴」的短期操作，不如動作小卻能繼續持平的長穩作法，畢竟債務雖巨，只要持平開源，總有一天可以還清，但是舉債度日下，當無限堆積的債務塔崩毀時，局面只會更加嚴重。
唐代的韓愈、宋代的蘇東坡，就相當提倡自由貿易的重要；而唐朝韓愈的弟子李翱所寫的《平賦論》也早就提出「提出降稅率可以增稅收的概念」，李翱在《平賦論》中寫道：「人皆知重歛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歛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然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這指出經濟的平穩為人，而非為財，為財便難以持久，難以持久的毛病，也將終究反撲己身。
與其利率大幅調低引起民怨，以本文的觀點來看，不如使利率調控進入金融機構的自由競爭，政府應該設立一個基礎基準範圍即可（甚至是擴大基礎範圍），使得銀行等金融機構可以藉由利率來集資，再藉由相對的集資所應付出的成本來進行操盤，這時民眾不受其害，反而可以享受自由競爭下的受益，而銀行也更須戰戰兢兢的面對危機，而非自由的放手一搏，再由投資者收尾。
同時政府更不應帶頭喊出「不景氣」，並要求民眾、銀行同甘共苦，配合某某政策(如利率為零！)，與其幻想政策「可能」、「即將」帶來的效應，不如於此時更為正視民怨，優先從生活品質、失業率、公共建設等可量化的公眾信心優先著手，再依次前進產業基準、兩岸合作、國際金融的議題前進，雖緩雖慢，卻將不失為良藥，亦不失為一泱泱大國面對不景氣時的正面態度，筆者相信，這或許才是民眾所樂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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